户分等缴纳，而四、五等下户不纳役钱，但很快“又令四等以下均出役钱，未几，又令只据税钱，不用等第”。变成了不管户等家境，管你有钱没钱，是人就得交钱。
户籍和各种赋役的划分就已经如此复杂，再联系到大宋不限土地兼并，一田十年易八主，想绕过掌握历年版薄的官府，自己理清治下村户的户等和税额，即便是积年老吏，也很难做到。
最底层的下户应该很清楚自己的家产和所耕种土地情况吧？其实不然。
比如康狸一家，原以为自己耕种的田地是宗族的族田，却不知早在几年前就成了康善才的私田，等康善才一户死绝，康狸才搞清这其中的道道。
随后，县衙郑押司又说根据大宋刑统，户绝田必须全部收归官有，仍可以租给他家耕种，但租子要直接交给官府。
没见识的康狸便真的信了，当然，他也不敢不信，不信就别想租种“官田”。
这还是康家庄这等远离城市，经常遭受水浸危害，少人问津的一般田地，真要是开封、江南等官户、大户众多又肥沃的膏腴之地，牵涉的利益更多，土地的归属和划分还要更加复杂。
大宋的田亩和税收到此时早已是一笔乱麻账，真正能搞清楚中间内幕的，理清各方利害关系的，也只有郑成、宋江这类“奸滑胥吏”。
由此可知，不管是谁来担任知县，只要想顺利收上税都少不了郑成这类掌管民赋簿籍的押司，这才是其能在县衙“说上话”的底气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