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妙思嘉言。例如杨秉的《因风灾上疏谏微行》，其耿直敢言近乎犯忌不讳；陈蕃的《谏封赏内宠疏》，其诤言铁骨足以振聋发聩；张衡的《表求合正三史》《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不合事》《请禁绝图谶疏》等，其匡正史录可供比较借鉴；蔡邕的《上封事陈政要七事》，其国事建议如同指点江山。像这样一些作品，不仅仅因为他们拥有了深厚渊博、中正儒雅的知识理念，根本在于当时具备了风清气正、光明磊落的文化氛围，所以他们才有能够如此敢作敢为。
曹魏时代，文人荟萃，因奏折而闻名者，依然层出不穷。比如高堂隆（复姓高堂名隆字升平三国魏明帝时官至光禄勋）的《星孛于大辰上疏》、黄观的《教学疏》、王朗的《奏宜节省》、甄毅的《奏请令尚书郎奏事处当》等，都堪称恪尽职守而慷慨进言的杰作吧。
至于晋代，可谓多灾多难，司马氏朝廷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在这期间，像刘颂（字子雅西晋惠帝时吏部尚书）的《除淮南相在郡上疏》，畅谈古今故事可谓言语殷切；温峤（字太真东晋文人成帝时骠骑将军）的《上太子疏谏起西池楼观》，劝诫奢侈言论格外务实恳切。所以，他们两者的作品，都属于精忠为国而又言语诚恳的奏疏典范吧。
综合上述，奏作为一种文章体例，其根本特征就在于态度鲜明和立场公允，并且还要诚实笃志。论其创作的首要难点，其实在于思路能否始终通达以及辨析是否保持自然流畅。若能做到如此程度，不但要有意志坚定，还必须能够务实求真；不但需要学识渊博，还要能够旁征博引。究其根本，就是通过融汇古今和刻意去繁就简，于据经穷理之中，最终达到“上书”的预期目的
正文 第二十三章 奏与启的微妙(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