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起码唐尧、虞舜时代，在帝王与大臣之间，凡探讨政治事务，都还是面对面的口头交谈。进入秦朝和汉代，君臣或王侯之间，以往的当面对话已经变成辅助手段，主要交流方式被称作“上书”的奏折所替代。因此在当时，凡是递交皇帝的书面材料，无论谈政治、提建议还是通报紧急情况或者告状控诉等，一概统称为“奏”了。
何为奏呢？“奏”的本意就是“进”，而且特指自下方往上方递交的样式。上书成为“奏”，起始于秦朝，当时因为崇尚法家的治国方略，所以奏折内容偏重于简单实用而缺乏文采。像王绾（出生去世历史记载不详任秦国丞相位在吕不韦与李斯之间）的《奏勋德》，言辞质朴而叙事明快；而李斯的《奏骊山》，虽是汇报工作进展，但却没有一字多余，只有开门见山！貌似言简意赅，毫无炫耀辛苦劳顿之矫情，事实上一切功劳业绩、宏大工程和惊人成果，不仅一览无余，尚且历历在目。通过这两篇文章，秦朝的政法体系，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方面，都缺乏温和、仁慈、雅量的本质特征，即可窥见一斑。
进入汉代之后，“奏”也被称为“上疏”，内容上开始偏好儒家的中正典雅，其义理不但频繁出现于优秀作品中间，而且文辞亦多见博雅华丽色彩。譬如贾谊的《论积贮疏》、晁错的《言兵事疏》、匡衡的《奏徙南北郊》、王吉的《上宣帝疏言得失》、路温舒的《尚德缓刑书》、谷永的《说成帝距绝祭祀方术》等，不仅情真意切，而且文辞舒畅。由此可见，“奏”这种文体发展到西汉时，不仅被大家完全掌握，并且能够十分灵活地运用了。所以东汉时期，文人雅士只有在庸常偏颇的奏折中，时而涌现出来一
正文 第二十三章 奏与启的微妙(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