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还是在内容上，如果不能保证雅正规范的格调制式，处于一种主流存在的态势风气，那么就极容易怂恿并走向歪门邪道。这正是所谓“本体不雅其流易弊”的道理所在啊。所以像东方朔、枚皋等人，位居高堂，只能随波逐流，并不曾有过匡正大业的卓越功勋。他们反而在实际生活中，相互诋毁、嘲笑和戏弄，彼此都得不到应有的理解、尊重和扶持。因此，枚皋自我评价：“为赋乃徘，见视如倡。”（大致意思：赋写的像谩骂嬉戏，人被视为倡优戏子。）从中，更不难看出，在他们内心深处，不仅充满悔恨之意，而且满腹人生的无奈、叹息和抑郁。
到了魏晋时期，传说魏文帝曹丕曾经收集谐语隐言，还编了一本《笑书》；又风闻吴国的薛综（公元?-243年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三国吴国名臣）擅长随机应变，用笑话驳斥对方。像这一类经常可以引起哄堂大笑，甚至手舞足蹈的插诨打科，对于施政教化并没有什么益处。即便有一些文艺大家，在这个问题上，也一直痴迷不悟，以至于走向歧途。例如潘岳的《丑妇》和束皙（公元261-300年字广微阳平元城人西晋文学家）的《卖饼》等，虽说情景描写的淋漓尽致，但秽语闲辞颇多。尽管如此，他们的效仿者竟然无数，甚至达到了百余家之多。在整个魏晋时代，像这种取笑亵玩的文学风气异常盛行，有的把应瑒的鼻子，比喻成了削去半个的鸡蛋；有的把张华戴上帽子的头，形容像一个棒槌。类似这样一些丑话、怪话或俏皮话，对于文化所崇尚的“典雅中正”的氛围风范，都是无法挽回的严重损害啊。或许这样一种情绪宣泄的方法方式，恰恰符合了《吕氏春秋?纪卷五?大乐》中所讲到的“溺者非不笑也、
正文 第十五章 谐与隐的价值(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