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礼法和儒家思想本就是同根同源，两者捆绑着，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之前所言的种种为人立世之根本行为开始被放大化，似乎一个人只要和家人不睦，那此人就是十恶不赦，相反，一个人只要够孝顺，那么，其德足以配官位。
孝廉制度的产生由此而来，卧冰求鲤的典故因缘际会而产生。
若说是只到这一步，礼法还不具备什么明显的危害性，那么接下来上千年的层层加码可就不是把礼法放大化，而是完全妖魔化了。
臣举一个简单的案例，一个儿媳刚刚过门不久，公公去世，因无甚感情难以嚎啕恸哭被指大不孝，属十罪，乡村里正将其浸没猪笼沉河而死。
这个案子是否妥当，其中对错臣不敢妄言，臣只说这件事的后续，这个里正不仅没有被追究任何责任，这个女人反而被扣上了不贞的帽子。
朝廷在默许、甚至是支持地方的宗族势力大举礼法道德的旗帜胡作非为。
他们一手举着这杆旗帜，一手拿出自己根据道德二字制定出的家法开始管束族民、乡民，士大夫和大儒们亦觉得这些家法非常妥当，就干脆呢，把这些家法中对百姓的约束和思想限制生生变成了礼法。
国法皇权下不了乡，因为还有所谓的‘乡约’、‘家法’等屏障挡着呢，自然进不去。
如果国法和皇权硬要破壁，那就是‘礼崩乐坏’了，那就是无道昏君了。
乡村，是士阀地主们的最后一块利益点心，他们不会也不可能愿意还给朝廷的，所以臣才决意，用国法来代礼法。
让法律来做道德的最后一条防线，而不是什么乡约、
第二百三十七章：古今贤臣，无有媲云甫者(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