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非要拍南京。这个题材太沉重，稍微有一点不对的地方观众就会指着鼻子骂街，更别说他还准备探讨日本兵在战争中的人性。”
蒋文俪说完摇摇头。
就历史而言，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也接收了不少有良知的日方友人，他们有的奔走在战场一线，有的在后方宣传反战。
但是别忘了，这是战争，是政治，是两国世仇。
这个时候去挖掘一个日本士兵的良知，是极其可笑而且幼稚的。
两颗原子弹下有没有无辜的日本人？
我们不敢说没有。
那他们就该死吗？
举个例子来说，为什么我们古代会有一人犯罪而株连九族的重刑？
你说，他一人造反，我们家人不知道啊，我们怎么就活该被株连。
但是，如果他造反成功了呢？
你们这些九族是不是一个个都鸡犬升天？
同理，如果日本成功了呢？
那本土的日本人是不是也跟着会享受到成功带来的一切便利？
到时候不管你是不是支持这场战争，你都会理所应当地享受到战胜的成果。
所以说，原子弹下没有一个冤魂。
程玉安接着说道：“而且，他的营销手段有点让人不耻。居然拿女学生果体出演炒作，真下作。”
拍摄女学生被残忍杀害扔在车上的戏，群众演员大都是高校的女学生，需要果体出演，学生们毫不犹豫脱了衣服。
后面张卫平估计也是受了陆钏的启发，才会用倪霓和贝尔的床戏炒作。
程玉安这话说的在
第两百三十五章 《南京！南京！》(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