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刻吴志牒文。后来绍熙的重刻本里，也保留着一页咸平国子监刻蜀志的牒文。可知咸平刻书时虽已合併，但三书还是分别发刻。
二
陈寿死后约一百三十余年，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至宋文帝元嘉六年（公元四二九）告成。东晋以后，史料的发现已经渐渐多起来，裴松之广泛地搜辑，利用这些资料来补充陈书，正像他自己所说“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採为味”。裴注的体例，在他的进书表里提到有以下四个方面：一、“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二、“同说一事而辞有乖离，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三、“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四、“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辨”。按隋书经籍志著录裴注三国志，除本书六十五卷外，还有叙录一卷。可惜唐以后叙录失传，使我们对於作者的意旨不能得到更深刻的瞭解。
一般注释古书，大都专门注意训诂，裴注的重点则放在事实的增补和考订上，对於原文的音切和解释并不详备。四库提要称：“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这话毫无证据，只能认为撰提要者的臆测之辞罢了。
裴注多过陈寿本书数倍，明以前人若王通、刘知几都讥其繁芜，叶适至认为“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一九一）。清代学者虽然推重裴注，但也有人指责他有的应注而不注，有的不应注而注，引书有改字等等（见赵翼陔余业考六、四库提要四五及卢文弨的批注）。其实这些都是小缺点，并不能因此掩没它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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