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为敌、与华夏文化和世间纲常为敌，断了全天下很多人的活路与出路，就算充分的放权分封，应该也绝不会有多少人在这样的威胁面前无动于衷或者企图自保与投靠。。。”
马士英等人的这些话也让吕维祺这种体制派开始有所动摇起来。终明一带，虽然因为特殊的原因曾经存在过多个南明朝廷，但始终没用湘军淮军那一套团练办军的方法来应对农民军的威胁。很显然：对于一个原本就不怎么坚固的政权来说，分封虽然可以通过组织力的放大理论上能够维持更多数量的堪战之兵，然而这些堪战之兵很可能在外敌面前也视自己为天下间的一股势力纵横疲敝，关键时候有听调不听宣甚至“助纣为虐”的隐患，只有遇到太傻完全不知变通的对手才会起到一丝作用。
然而，此时的顺天府中的那位君王似乎恰恰就是个政治智商连蛮夷都不如的二愣子，甚至比当年的王莽更为离谱。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不会有多少人能觉得就算有自己的军权和地盘只要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能苟安了。
此时身为左都御史的高弘图也赞同道：“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哪怕天下再度如同五代十国之时那样陷入混乱，也好过华夏文化从此根绝！”
就这样，经过并不算太长时间的争议和讨论。新的年号不仅确立了下来了，以隆武象征天下布武抵御邪魔，还颁布了多部以前从未有过的政策，让各地藩王拥有练兵之权、自定税赋乃至财政之权。江南乃至西北、河南各地布政使同样拥有封地之外区域内如同节度使一般的权力。
这匪夷所思的政策在历朝历代都似乎闻所未闻，然而此时南京朝廷似乎所要面临的对手宣战一切旧文化的
第二百三十三章 放权(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