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发展到楚辞阶段，屈原和宋玉的作品，虽然延续了《诗经》的义理格调，但在“事类”方式上，他们多是选用历史故事或远古传说，而没有引述具体人物或确切书籍的原文。进入汉代，西汉贾谊《鵩鸟赋》又开始引用了《鹖冠子》里的原话，例如“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越栖会稽兮句践霸世”等；而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则是直接挪用了李斯《谏逐客书》的“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种“事类”的应用，在他们文章中纯属偶然吧。但是到了西汉末和东汉初年，像扬雄撰写《百官箴》时，里面大量采集《诗经》《尚书》里面的语录言辞；而刘歆创作的《遂初赋》，很多就是转述的周晋史料故事。由此开始，作者大量引用古文史料的“事类”创作手法，俨然司空见惯了。所以，东汉时期，像崔骃、班固、张衡、蔡邕等，更是在各自作品中广泛采集“经史子集”，因而他们的文章不仅言辞丰富，而且义理饱满，并成为恢弘传统文化的一代风范。
自然界中，即便外形相似并在同一个地方出产的红木姜子和牡桂，他们在药性辛甘程度上也是显著不同，这是各自特质本性所决定者。同样，凡书写文章的能力，虽然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获得，但具体到不同写作者，他们各自所能达到的文学程度的高低，还是要仰仗各自的天资秉性，而不以雷同。通常情况下，作家的“才气”发自“内心营造”，而“学识”源自“外在努力”。有的人一生饱学博识，却始终才气平庸，而有的自幼天资聪颖，但是即便到死，依然学识贫乏。单言文学创作领域，凡学识贫乏者，在情思义理的探微发幽之中，必定举步维艰；凡才气平庸者，于遣词造句的博采众长之际，必然
正文 第三十八章 “事类”应用的得失(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