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言辞上，颇显深邃奥妙。譬如汉武帝策封齐王刘闳、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的文书，类似《尚书》中的训和典，尤其里面劝诫的知识渊博，并且道理适当雅正，堪称后世的楷模。另外，像汉武帝在《赐严助书》中，一边批评他不愿意在宫廷内工作是闹情绪，一边又满足了他回故乡做地方官的心愿，类似这样诏诰充分体现了古代圣贤帝王对人才的恩爱珍惜。至于其他帝王情况，例如汉宣帝在与太原大守陈遂的通信中，尽管上面赫然盖有玉玺印章，但里面竟然提到“我给你的权势俸禄可以抵偿当年我欠下的赌债了吧”。如此调侃，或许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君主对故旧老友的珍惜厚爱吧。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于拨乱反正之后，尽管对传统文化赞赏有加，但他个人在言行举止上，却过于轻率任性，甚至有时偏颇的已经过分了。例如在《敕邓禹》中，汉光武帝刘秀说：“司徒尧也，亡贼桀也。”（司徒不但是唐尧，还消灭了坏蛋夏桀。）；另外，他在《玺书赐侯霸》中说：“黄钺一下无处所。”（只要黄钺一下，脑袋可就搬家了。）像这样一类诏诰敕令，不但不合体统，而且就是扰乱法度啊。当东汉进入明帝、章帝时代，由于他们推崇儒学，所以雅正的诏策间或涌现。但在安帝、和帝期间，却因政治松懈涣散，以至于管理礼仪的尚书省官员自身水平都太差，甚至每次颁布诏策，还要请外人代笔。东汉末年建安时节，不仅是文艺繁盛，就连诏策文也容光焕发。例如潘勖的《册魏公九锡文》，十足高雅而又飘逸超群；卫觊的《为汉帝禅位魏王诏》，其中彰显符瑞，尤其耀眼炫目，足以叹为观止。魏晋以后，朝廷颁布诏策都由中书省承担，魏国的刘放（字子弃涿郡人东汉末年举孝廉入
正文 第十九章 诏策的功用(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