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更加琐碎芜杂了。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名山大川相继树立起来歌功颂德的碑刻。到了汉朝惠帝、景帝时，还有类似的篇章颂词，层出不穷。所以，像这样彰显帝王功德的碑刻篇章的本质，其实都是“颂”的沿革，而且历朝历代一再延绵不绝，并且时隐时现。另外，像扬雄表彰赵充国的《赵充国颂》，班固称赞窦融的《安丰戴侯颂》，傅毅弘扬汉明帝的《显宗颂》，史岑褒奖邓后的《和熹邓后颂》等，他们模仿的都是《诗经》“颂”的体例，即《周颂》《鲁颂》《商颂》而已。这一些模仿的作品，尽管水准深浅不一，而且内容详略各异，但与“颂”用于夸赞、溢美、褒奖的传统，却始终不离不弃。然而，班固的《窦将军北征颂》和傅毅的《西征颂》，却把颂写成了叙事长篇，这岂不是过犹不及，明显背离了“颂”的规制。再者，像马融（公元79-166年字季长扶风茂陵人东汉经学家）的《广成颂》《上林颂》，虽雅正美词，却写得更像辞赋，如此文不对题，确实匪夷所思啊！还有崔瑗（生卒年不详字子玉涿郡安平人东汉书法家文学家）的《南阳文学颂》和蔡邕（公元133-192年字伯喈陈留郡圉县人东汉文学家书法家）的《京兆樊惠渠颂》，其序言精美，而内容简约。至于挚虞（公元250―300年字仲洽京兆长安人西晋谱学家）在他《流别集》中，关于“颂”文体的溯源和评说，尽管十分精辟，但针对有的作品为何夹杂“风”“雅”样式的分析，却以为仍属“颂”的体例，则不免迂腐虚妄，类似点石成金的黄白之术了。纵观整个魏晋时期，人们对于“颂”的把握，尚且中规中矩。所以，像曹植的《皇太子生颂》和陆机的《汉高祖功臣颂》，都
正文 第九章 颂与赞的异同(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