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暗中与先生作对的两京官员全部撤职、贬用,或调任闲职。”
“京察的确是个方法,我也想过,但两京官员通常六年一察,前年刚察过;况且,我这上任还不到一个月便大动干戈,是否引起朝廷上下官员的不满和恐慌。”张居正有些担忧。
“要改革,不得痛?刷新吏治,就得从两京官员开刀。京察虽六年一次,但非常时期非常对待,不采取雷霆手段怎么行?成化四年(1468年)也并非京察之年,却因天象异动而施行。京察其实并无定制。”
张居正听完水墨恒的话,颇有感触,思绪一下子回到隆庆二年。
那时,他刚入阁不到半年,位居末辅,便雄心万丈地向隆庆皇帝上了一道《陈六事疏》,不过与高拱的《陈五事疏》目的大为不同。
那篇慷慨激昂的奏折中,开篇就写道:“近来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渐,有积重难返之几,若不稍加改易,恐无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
接下来对吏治腐败、法令不行、国库枯竭、武备废弛、土地兼并严重、百姓破产民不聊生,这六个方面逐一进行阐述,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和改革的紧迫性。
无奈隆庆皇帝胸中素无大志,沉迷于酒色,加上当时内阁有徐阶和高拱两位重臣掩盖了张居正的光芒,《陈六事疏》如投石入海,没能掀起什么浪花,国家政治局面依然是水行旧路,根本没啥改变。
待到隆庆皇帝一驾崩,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吏治不仅腐败,而且几近瘫痪;
法令非但不行,暗中还有人捣鬼;
国库不仅枯竭,竟到了要私
第一百七十一章、京察(3/5)